毛泽东写公文时的修辞手法(下)

公文写作是公务员遴选考试的常考考点，所占分值比重较大，各位备考各地遴选公务员考试的考生朋友们务必认真学习准备各类型的公文写作方法及格式要求。

毛泽东毕生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他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不仅为我们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而且在领导我国革命事业的征途中，还亲手撰写了大量的公文。单《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简称《毛选》）共156篇著述中，属于公文方面的文章，如报告、决定、决议、指示、布告、通知、通报、命令、函等就有60余篇，若再加上声明、信电、讲演词、会议报告等，就有100篇左右，相当于《毛选》的一大半篇目，成为当代公文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9.分说与排比结合。即以多个并列关系的语言成分形成排比，并分别与公用成分结合的一种综合修辞方法。例如：“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该句主语“我们”是公用语言成分，它和“没有......，没有......”等若干个并列关系的词组构成偏正关系的短语。这就可省略掉原句中多个主语“我们”，以此形成言简意赅，重点突出而气势磅礴的语言特色。甚至有的排比还融合了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段，例如，毛泽东同志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所作的描绘：“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此排比句极富想象力，它以初升的朝阳象征新中国的诞生，又以“躁动于母腹中”快要诞生的婴儿以及“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作比喻。他用具体的形象暗示特定事理的方法，不仅表达了作者真挚的感情、排山倒海的气势，而且还使读者在丰富的联想中受到感染，产生共鸣。

10.引用。有明引和暗引两种。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同志直接引用古典名著“《水浒传》里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以此说明战略退却的必要性的道理。这是明引。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没交代出处，实则引用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中孙行者变成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把她战败的故事，说明实行精兵减政对于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性。这就是暗引。此外，民谚俗语、方言土语、歇后语、古典等的引用更不计其数。例如，“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又如“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还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以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等。 

11.反语。例如“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崐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反崐对党八股》）这里的“创作”是说反话。

12.叙议结合，形象描绘。例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毛泽东同志以“桃子”比作“抗战胜利的果实”，文中谴责“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作者这种漫画式勾勒形象的方法，夹叙夹议，把蒋介石一副政治流氓的嘴脸活脱脱地呈现于读者面前，达到讽刺的目的。

13.设问。例如“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么？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段话连用五个设问，自问自答，对读者循循善诱，以使读者在对方的诱导阐述中，心悦诚服地接受道理。

14.反问（即反诘）。反问也是明知故问，与设问不同的是它只问不答，而将要表达的确定的意思蕴含其中，其目的在于加强语气。例如：“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么？”（《反对党八股》）

15.节缩。例如文中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三八作风”、“三大法宝”等等节缩语比比皆是。

以上例证足以说明，毛泽东同志是个语言大师，他注重修辞，讲究文采。学习毛泽东的修辞艺术，给我们带来如下启示：

第一，创造性修辞必须适应题旨和情境的需要。所谓创造性修辞，是指根据题旨和情境的需要，打破现成说法的常规，在修辞规律许可的范围内，另外创新说法。因为一经对应题旨、情境，就有一个加工的问题，就进入了创造活动之中。题旨，指的是作者立言的意旨，相当于文章的主题。情境，指的是作者的感情和语境。感情有喜和怒，哀和乐，爱和憎等等。这些感情，人人都有切身的体验，它在人类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中经常处于极为敏感的前沿阵地。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例，毛泽东同志为了证明贫农是革命主力军，本来可以将自己所见所闻以平实的语言在考察报告中叙述出来，使读者明白即可，但他并没有仅限于此，而是除了用湖南方言反映以外，还对农民运动的详细情况加以描绘。如“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是作者将自己调查中的观察、体验，通过语言的声音，语言的形态描摹传达给读者，使读者产生联想而有所感受。这也是适应题旨和情境的需要。但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作者对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动摇性的分析，则以夸张的笔调来勾画，如他们“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见了“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传神的描绘，漫画般的笔调，是为了适应作者感情和文章题旨的需要。陈望道先生曾经说过：积极修辞着重使人感受，“而要使人感受，就必须积极地利用中介上一切所有的感性因素，如语言的声音，语言的形态等等，同时又使语言的意义带有体验性具体性。这样，每个被说及的事物，都像写说者经历过似地，带有写说者的体验性，而能在看读者的心里唤起一定的具体的形象。”（《修辞学发凡》第74页） 

第二，创造性修辞必须受社会环境制约。修辞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伴随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而且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这就决定了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的人修辞时必须受社会环境的制约。这就是说，环境变化了，修辞也要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是《反对党八股》为什么不能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只用声音、形态摹状，较生动而真实地再现我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现状，相反却用比喻、拟人、析词，甚至是公文中罕见的反语讽谕都加以运用的原因了。反对党八股，正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为肃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及其在党内的流毒影响，分清路线是非，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思想基础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我教育运动。长期以来，王明依靠共产国际，打着革命的旗帜，窃取党的领导地位，一面摧残革命事业，一面对党内、革命队伍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政策，大批杀害苏区的党员、干部，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因此要扭转这个局面是很不容易的。可是毛泽东同志认为，只有反对王明其“道”而行之，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政策，并以说理的方式，才能解决路线斗争的问题，怎么说理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呢？用毛泽东的话说：“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这个“刺激”的方法，除了原文列出党内教条主义者的八大罪状，阐述其对革命的危害以外，再就是以“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比喻长而空的文章；以“小瘪三”比喻语言贫乏；还用仿说法，将“大众化”仿说为“小众化”；又针对党八股不仅有些“洋气”，还带着“土气”，并用反语“也算一个创作吧！”加以讽刺。总之，将“教条主义”这种抽象的事物形象化、具体化、人格化，使患有这类毛病的人在作者的丑化揶揄中受到震动，有所领悟，从而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这就与王明实行“残酷斗争”的极左路线的效果绝然相反，由此形成一种“宽松”而良好的社会环境，团结了全党。可见，创造性修辞不能单从修辞本身来研究，还应把它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考察，方能领悟其最佳效果的“源泉”。这就是创造性修辞受制于社会环境的证明。

与文学作品相比，创造性修辞在公文中又有什么不同要求呢？

一是公文的创造性修辞受限于文种，而文学作品则无此限制。作为管理国家、处理公务而使用的书面文字工具的公文，从应用范围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法规性、指令性、契约性的文种，如行政公文，法规性公文等，有关方面“遵照办理”或广为传播的，写作时语言要求准确、简洁、庄重，写法要相对规范，以便读者准确无误地理解和执行，因此这类文种使用修辞是有一定限度的。《毛选》中的这类公文，如命令（训令）、决定、决议、指示、通知、通报、布告、函等符合上述原则。第二类属于报道情况、介绍经验、交流思想、阐明事理、宣传教育的文种，如总结、考察报告、会议报告、演讲辞等，其写作手法多以叙述为主。有时为了引人入胜，可适当运用积极的创造性修辞，《毛选》中凡使用讲究积极修辞的文种，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党八股》等也未超出这个范围。

二是公文的创造性修辞多具仿说性，文学作品则具有开拓性。仿说性，是指原本有过这类形式的说法，公文的撰拟者觉得这类形式好，但要表达另外的意义，就不能让意义原封不动，需要对其形式加以模仿。如比喻是一种形式，谁都可以运用它来创造出无数具有新鲜内容的比喻。《毛选》中的公文虽然运用大量的比喻，甚至还用了析词和夸张等修辞手法，但都以现成说法变化而来。例如：“裹脚布”是现成语汇，稍加改动，就仿拟成“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以此比喻“长而空”、令人生厌的文章。“大众化”是现成语汇，析词法只“透析”一字，改“大”为“小”，就成了“小众化”，讽刺意味即跃然纸上。“钦差大臣”是古人留下的语汇，作者在该名词之后加上“满天飞”，就形成夸张的语意，谴责党内的教条主义者脱离实际夸夸其谈。但文学作品的修辞创新，却以开拓性为主。所谓开拓性，是指原来根本没有这种说法，作者从修辞效果出发，创造出与惯用说法不一致的新说法。

例（2） 月亮望着我，

我蓦然想起她透明的眼睛，

炽热的目光编织着无声的语言；

（刘毅然《睡吧，我在远方的思念》） 

例（2） 那就用今天作土壤吧， 

它定会抽出一芽绿色的明天。

（胡益《回忆》） 

诗人联想大胆，组合巧妙，形象新奇。例（2）“目光”能“编织着无数的语言”，例（2）“今天”能“抽出一芽绿色的明天”，但它却使非生命体具有生命感。 

三是公文的创造性修辞与文学作品中的写作目的不同，叙述和描写手法也不尽相同。公文的写作目的以解决公务问题为第一要务，指示或告知人们该怎么做，情况如何等等，全在于实用，不像文学作品的写作目的全在于赏心悦目，塑造形象。因此，即使创造性修辞用到叙述，公文也必须比文学作品写得概括，其方法是叙述、描写、议论相结合。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引的是古典名著《水浒传》里洪教头与林冲比武的故事，目的在于说明必要的战略退却的道理，该文仅用了44个字，便把故事讲清，十分概括。但翻开《水浒传》，有关上述故事的描写，却写了四段，约千字左右。其中环境和心里描写，有人物行动和对话，以此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因此叙述、描写多铺陈。 

综上所述，毛泽东公文的创造性修辞对我们改变公文写作中写法呆板、语言贫乏的现状指明了方向和途径，是值得我们公文写作人员认真学习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