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上个月，参与组织单位的五四座谈活动，夜读唐诗，偶有所得。五四当日，曾将文中观点向与会领导与同事作过简单的汇报。今日无事，整理出来作为夜语闲读之作，亦供诸君批评指正。受职业习惯影响，小文八股气息甚浓，书袋掉得过多，但其中所表之意，确实是平日内心之所思所想，推荐分享，亦聊博一笑一思而已。个中错漏，亦望诸君不吝指教

    唐人李翱问道药山禅师，得所点化，遂有“我来问道无余话，云在青天水在瓶。”两句箴言留世。诗句飘逸潇洒，恬然自在，很多人都在其中看到了去若闲云、行如流水般的淡泊与坦然。一直以来，我亦深以为然。每每以为，于这种意境，唐人诗句中大约也只有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可堪其匹。

    上个月，参与组织厅机关团委的“五四”座谈活动，夜来无事，翻读唐诗旧话，重读此句，忽有所悟。综而言之，其有异于旧说者两端。

其一，为通变之道，借水之变幻，喻天道之一以贯之。云与水，本为一物，在天则为云，在瓶则为水，并不因环境之变化而影响其柔弱刚强之本质。故老聃言，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孔子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究其原因，大约其所处者异，而所求者同，皆因于大道而已。

    其二，为守界之道。云在青天，水在瓶，各得其所，各安其道，各司其职，各履其责。故《中庸》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如将两者结合来看，是否可以说，为人处世，总需以大道为本，以戒律为限，既要有通变之中道，更应有守界之底线。
由是，结合工作，我又想到了另一个命题：青年应当何为？是否更应该超越云水变化的藩篱，追寻历久弥新的大道；是否更应该恪守云水分隔的界限，履行修己安人的职责？析而言之，青年之为，是否当有以下四端？

其一，立价值之道。

我国之道统，历来有儒释道三家之分说，源流各异，但殊途同归，总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抱负，有“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的终极追求。

“五四”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个思想渊源，虽有对传统的反动，但究其实质，无非救亡与启蒙两端；论其价值，则重在爱国、进步、科学、民主四端。纵观其表其里，无非是传统价值观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象。96年前的那一批热血青年，其所见、所闻、所读、所思、所为盖与今天之青年大异其趣，但他们孜孜以求的，亦无外乎自我之升华、百姓之福祉、民族之复兴、国家之富强。

去年“五四”，习总赴北大考察，着重谈了青年人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价值观之于青年，恰是云、水之于其本质，应属于在人生成长变化中始终如一的底色，不论人生境遇如何，都不应该有所动摇。

从党的十七大初步提出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到十八大将其定型表述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三个层面、十二个分项，我们能够清晰看到国家对追寻全社会最大价值公约数的积极努力，能够看到中央对于激发和凝聚社会人心，引导全国人民共同奋发向上的不懈追求。当然，对于这些价值观的表述，自然会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喜好。

譬如，有人就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等等古文词句更加博大、更加精深、更加贴切。但不论如何，青年人的言行应本于大道，不触碰法律及道德底线，应为社会多做贡献，应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这些判断总归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我们这批人所站立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国、我们的家。

扎牢这种价值意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回答保安大叔常问的那几个哲学问题“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哲学，成天会和这些终极的概念打交道。我知道，这几个保安大叔常问的问题，看起来再简单不过，却几乎耗费了每一位伟大哲学家的终身心血。而且，即使他们穷尽一生的努力，也无法在墓碑上刻下这三个问题的答案。

西方人图个简单，把一切道德与价值都归之于上帝或者安拉。违反戒律者、不遵道德者自有上帝之鞭去惩罚他们,自有末日审判在等待他们。现在令美国人焦头烂额的伊斯兰国不就是以此自居吗。我们较之西方，更少了些宗教的情怀。惟其如此，更应该为天地立心，为自我立法，这个法便是价值之道、追求之道、底线之道。

我不敢说，自己是否能够百分之百实践这些价值。但是，坦白说，国家发布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八字公民价值，以及我省确定的“忠诚、担当、求是、图强”八字湖南精神，确实值得我辈身体力行，恒为坚持。

其二，履角色之职。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之异于禽兽，就在于其深刻的社会性。有社会即有伦理，有伦理则分角色。每个人都会有其不同的社会角色与家庭身份。扮演好自己角色，履行好自己职责，便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

西方有人说，中国的哲学是伦理的哲学。这个判断是否准确，我不得其然。但是，我国历来高度重视伦常道德必是准确无误的。《中庸》在释“止于至善”时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当然，随着历史车轮不断前行，君臣之义等角色规则已然随时代的变迁而灰飞烟灭，但这句话中所蕴含的浓厚的角色与职责意识，确仍值得我们深思。

推而言青年之角色，于父母则为子女；于伴侣则为夫妻；于子女则为父母；于组织则为职员；于同侪则为朋友；于社会则为公民；于百姓则为公权。如果我们能够履行好每一个角色，便不枉为一名合格公民、一枚优质青年。

前几年，曾听闻一位领导谈及此道，深受启发。今日再思，自己虽已近三十而立之年，但仍愿以“七个可”作为自我之期许。

第一，要让父母觉得可爱。不损孝道，永葆赤子之心，不让父母担心，不让父母失望，多回家看看，在父母眼中，不论你年纪多大，永远是一个孩子，而且是一个乖巧、可爱的孩子。

第二，要让伴侣觉得可靠。选择一个人过一辈子，应是一件极为慎重的事情，一旦决定便是一种终生的责任。相敬如宾，琴瑟和鸣，自然是应有之意。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扶持、相互促进，亦是应有的追求。不出轨，不出柜，更是起码的底线。

第三，要让子女觉得可敬。子不教，父之过。教莫大于言传身教。子女之于父母，一则为基因之遗传，一则为教养之化育。父母是子女的导师，其身正，不令而行。自身无嘉言节行，甚至多行不轨，让子女蒙羞，那必定是为人最大的失败与耻辱。

第四，要让组织觉得可用。可用之用，在德与才，在敬业与诚信。既然选择一份事业，从事一份职业，便应该具备所在行业起码的业务知识，应该服从所在组织基本的工作规则。劳动者最光荣，自强者最美丽。

第五，要让朋友觉得可信。与朋友交，止于信。孔子谈士，“言必信，行必果”之徒，尚被视为“硁硁然之小人”，仅属于三等之士人。可见，为人之诚信，实在是最基本、最低等的要求。

第六，要让社会觉得可取。圣经说，施比受更有福。人生之与社会，多有索取，自应有所回报。谁对社会做的贡献越大，谁就享有更大的社会价值。让社会觉得可取，让自己的付出大于所得，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得以稳定、得以发展的基础。曾文正幼年读书曾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自勉，是有感于此道乎？

第七，要让百姓觉得可亲。这一点，仅对为政者而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忧后乐，从来就是青年为政者应有的资质。只可惜，这一点，早已尔曹身与名俱灭了。重拾身份与角色之界，为政者，不应该忽略这一基本之要求。前不久，网山有文，描绘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描绘那些因接近权力而欣喜的年轻人。对照自省，其不勉乎？

其三，定思想之律。

本乎正道，守于己责。思想为行动之先导，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所谓正心，在我看来，应是为思想定位、定向。思接千载，汪洋恣肆，终究必归于大海。窃以为，我辈同侪在思想认识层面，应该知足、知不足，既要有感恩知足的良好心态，更要有积极进取的自信与激情。

其中，知足者有三。

第一，对时代要知足。前不久，听秦晖讲秦汉史，感触颇深。其言，几千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化，莫剧于两个历史时期，一则为周秦之变，另一个则为当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近人李鸿章亦曾有言，其所处时代，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化，到目前为止仍未结束。

说实话，人是无法选择自己所出生的家庭、所生活的时代的。我们应该庆幸自己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用官方的表述来说，它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它的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一切顺利，我们这辈人是能够亲身经历“两个一百年”这样重大的历史节点的。躬逢这个时代，确实是难得的历史际遇。

当然，也毋庸否认，这个时代充满者各种缺点、不足，诚如前不久柴女神所揭露的环保之殇，乃至近期为社会所热议的留守儿童自杀之殇。如是等等，皆不为虚。但总归而言，这是一个充满希望、蒸蒸日上的时代，能够投身于这样一个时代，有与荣焉。

第二，对事业要知足。马斯洛所言人之六重需求，其中第四层是被尊重的需求，第五重是自我实现的需求。窃以为，这两重需求，除了矢志追求事业的成功而外，别无它途。

孙中山讲，为人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立志做大官。习总在与新任团中央书记处成员座谈时说，要做青年友，莫做青年官。于事业一途，我们总应该保持自足的心态，付出接近自身极限的努力。便如泰戈尔在《吉檀迦利》中的一段小诗“我旅行的时间很长，天刚破晓，就驱车启程，穿遍广袤的世界，在很多星球留下辙痕.....

旅客要在每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四处漂泊，才能找到自己最深的内殿。”这种漂泊，在我看来，大约就是对事业的求索与执着吧。

第三，对岗位要知足。有为与有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但我始终深信，事业是永恒的，岗位是暂时的。

有为者终将有位，有位者必须有为。不论在何种岗位，都不应该自怨自艾，尸位素餐。这几年，大同前市长耿彦波争议声颇大。质疑作秀者有之，质疑鲁莽者有之。但是有一点，大家应该都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绝非尸位素餐之徒，为官一任，终归是未曾愧对岗位的。
不知足者亦应有三。

第一，在知识学习要不知足。孔子言，朝闻道，夕死可矣。曾氏亦言，读书出金石声，乃其人生三乐之一。于人而言，读书学习应是一种快乐的求索，而非痛苦的接受。罗素说，对爱情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是支配他人生的三种简单而又强烈的情感。窃以为，对于知识学习的不知足，对于真理求索的不知足，应该是青年人始终如一的思想状态。中庸讲，唯天下之至诚能驰骋天下之大经。在学习上的不知足，应该是虚怀若谷的情怀，是赤诚纯净的心态，唯有如此才能成百谷之王，立下为人之根本。

第二，在业务能力上要不知足。业务的能力、专业的水平，是个人安身立命之道。在工作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一种耻辱。既然从事一个行业，便应该究知识之微，穷业务之本，通行业之变，成一家之言。精益求精，言不出则已，出必有方，在自己从事的领域，应该成为绝对的专家与权威。

第三，在服务群众上要不知足。即从事公职，即应言公事，不汲汲于私利。马恩所谋者大，矢志于解放全人类，特别是寄望于无产阶级。主席讲，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86说，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486说，要以人为本，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习总在此基础上，又加了一条，说道是“权为民所赋”。我们这些所谓的接近权力的年轻人，乃至于手握权力的年轻人，不能不有这样一种情怀和追求。勿轻言一官无用，更莫道百姓可欺。衙斋所听之萧萧竹，本就不应该是百姓之疾苦声。

其四，守行为之戒。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听其言，观其行，万事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行动上面。云在青天，水在瓶，亦言守界之道。青年者，亦应为自己的行为立法，恪守边界，严守底线，有所为，所有不为。

其中，可为者有三。

第一，在理论上要有修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有浓厚的决定论、进化论色彩，很多人因此而鞭挞攻讦。然而，不论如何，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理论品质，矢志不渝追求人类整体之共同利益的宏大抱负，利用理论指导实践、推动理论体系自我完善的内在机制，这些在哲学史上都是独放光芒的。

然而，人性总是有喜新厌旧、人云亦云的弱点。很多人习惯于为反对而反对，少有独立的见解和恒久的坚持。理论演化中出现的教条与僵化，激情消退后形成的失德与反差，自然都是造成民意塔西佗陷阱的外在原因。但是，从独立的人而言，不在思维上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而满足于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

第二，在工作上要有作为。工作之作为，前文亦有所述。上个月五四座谈会上，有同事言，应将业绩作为进步的阶梯，在工作上应该让领导放心、让自己安心、让群众舒心。诚哉斯言，吾愿乐而从之。当然，除了日常的工作任务。工作上的作为，更多的应该依靠创新思维、创新手段，让自己经手的工作逐渐完善，更有效率。

第三，在生活上要有善为。俗语云，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慈善是件令人快乐的事情。刘备临终教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不为。又有贤言，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微小的善行，总能汇聚成为伟大的洪流，成为改变社会环境的正能量。

王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内圣外王之道，便在于致良知，在于为善去恶。

当然，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白马轻裘仗剑天涯，拯时救世除弊挽危，固然不是人人可为的。然而，正如孟子所言，见牛未见羊，亦无伤于仁术。把行善作为生活的一项内容，就着眼前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微慈善，也未尝不是一种崇高的伟大。

所谓不可为者，便是底线。窃以为，不可为者亦有三端。

第一，有损单位形象的事不可为。知耻近乎勇。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我们的伦理哲学，一直是层序的哲学。对仁义理智信的实践，总归是从小集体到大集团的。人们经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从小共同体到大共同体的层级实践。每一个层序，便有一个层序的价值体系。

单位是大部分人除家庭而外最重要的生存场所，在这么一个场所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性情。每个人的个性、趣味固然可以各异，但自觉遵守小共同体的内部规则，自觉维护自己和组织的外部形象，应该是最基本的底线。毕竟，作为集体的成员，每个人都是单位的形象和窗口。覆巢之下，难有完卵。污泥之中，亦难辨个人之清白。

第二，有悖社会公德的事不可为。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每一代人都喜欢讲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传统的先贤也总是津津乐道于三代之仁政、风俗，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大概和我们的复古史观大有关系（现在不也是在说“复兴”大业么）。

然而，过分地强调传统，追述祖德，乃至于无为于当世，不敢挺身而出，实在不是一件怎么好的品性。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演讲录》中评述波斯与中国、印度的存亡时，便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万古长存的山岭并不胜于生命短促、转瞬即逝的玫瑰”。所以，孔老夫子一辈子都在说着礼崩乐坏的故事，我们忙着忧虑现在社会道德体系是否已经崩溃。还有一些学者更是提出了重建道德、重建秩序、重建生态的宏大学说。总是想着重建、复兴，潜台词便是说现在不如以前，今人不如前人。

或许，我们还是低估了自我人性内在的善良因子，低估了普通人守望相助的勇气与能量。文天祥、谭嗣同、夏明翰这些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固然是民族的脊梁。

但是，更多人默默地守住道德的底线，更是对社会公德最大的守护。不是说，德不孤，必有邻吗？你我心若面向光明，事事严守底线，又何惧周边的黑暗呢。

第三，有违法律法规的事不可为。康德说，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让他钻之弥深，敬之弥新，一则为头顶璀璨的星空，一则为内心崇高的道德。对于普通人而言，崇高的道德戒律或许是相对严苛的要求，但总会有那么一条红线是触碰不得的。这条红线便是森严的法律。不违法、不违规，实在是我们最基本的行为底线。

前两日陪几位年长的同事出差，诧然听闻，其一位旧识，若干年前风生水起，一朝贪腐，举家外逃，现在已沦落到在太平间背抬死尸谋生，网上皆有所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君不见，那些心存侥幸者，哪个不是身败名裂？刚才说的那位旧识，不知道在回首往事时，会有怎样一种心态？

由是观之，敬畏法律，不越雷池，实在是对自己幸福的最大守护，是对社会公正的最低要求，更应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那条最为基本的行为戒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