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题集锦题

一、【材料】从4月份的河南灵宝“王帅事件”，到5月上旬的杭州飙车案，从5月中旬的东莞城管殴打小贩，到7月重庆云阳两位官员因嫁女大办宴席在电视台“悔过”。近年来，官员道歉逐渐增多。从突发灾难、特大事故，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一个又一个道歉官员的面孔出现在人们眼前。道歉形式也很多样：开会道歉的、登报道歉的、上电视检讨的……已成为官场生态中的一大热点。在国外，官员道歉极其平常。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为发表含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言论而道歉。如何看待官员道歉现象，官员可不可以学习一些国外道歉的艺术？

【问题】如何看待官员道歉现象？官员道歉存在什么问题？

【参考答案】

    问题一:
    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表明,政府管理机构与官员并不必然是公正无私的“道德人”,有可能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特征。因此，一个道德再高尚的政府在遇到麻烦的时候，都会尽量避害趋利，都想尽量最大程度地化解责任，而道歉就是化解责任的公关方式之一。
    “道歉既不伤害道歉者，也不伤害接受道歉的人。”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塞涅卡较为生动地概括了“道歉”带来的好处。对官员道歉这现象进行分析，有助于各级官员更好地执政，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大众。
道歉,是公民意识逐渐提高的体现。公民参与是衡量现代社会政府治理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公民美德和公民责任是公民获得公民资格的前提条件，如果缺少必要的公民道德和公民责任，那么就不成为公民了。官员作为公民的一员，有必要为自己错误的施政行为或权力范围内的各种不作为或损坏人民的行为，向人民和社会道歉。这体现了公民意识的提高和官员官德的提高，为政治民主进步提供了更强大的动力。
    道歉,是官员思想解放的体现。以民为本,不仅是建设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本质特征,更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曾几何时，官员们已经习惯了处在金字塔的顶端，囿于我国现有的行政运行制度和政治伦理，官员即便不作为也依旧我行我素，对“道歉”讳莫如深,让他们俯下身段向社会、民众鞠躬道歉认错，本身也是官员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表现。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和以民主为取向的政治改革,它们共同促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随着社会力量的不断成长，面对来自社会的民意压力，如果官员继续保持僵化的思维模式和治理模式，势必使自己为时代潮流所抛弃。道歉认错是官员解放思想民本意识的真实体现。
    道歉,是以道德制约权力的体现。道歉，不仅是社会主流观念达成共识的一种美德，更是基于和谐意识和道德良知的社会价值取向。任何国家权力除必须有法律依据外,还需要有道义基础和社会道德舆论的支撑。一方面，权力持有者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责任心，是其合理行使权力、保证权力良性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一旦权力持有者行政不作为或者施行恶政，社会就会发挥道德伦理的强制力即道德舆论力量的制约作用，迫使其履行道德义务，或受到道德的惩罚，是以德治官、以德制权，用道德约束官员权力，以规范掌权者的行为，使权力行使者为政以德，以德服人。
    道歉,是官员问责方式的体现。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实现者和维护者，当公共利益受损时，向社会道歉，其实就是正视矛盾，向公众承认自己工作的不足，向公众承诺改进工作的决心，是对自身管理职责的一种尊重，也是理性看待自己过失，严于律已、敢于担责的表现。其行为本身就是社会民主的一大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问责可以赋予民众以更大的政治空间，有利于构建政府权力与责任间的关系，使二者达到平衡。并且，向公众道歉的举措，有利于在短时间内缓解民众的不满情绪，避免事态的激化；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上为政府应对矛盾赢取一个缓冲期，对解决好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
    问题二：
    在对积极意义上的道歉进行分析后，我们再看看道歉存在的消极或者是有待完善的一面。如作秀道歉、洗责道歉、缺位道歉、被迫道歉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民众有了“道歉疲劳症”，亟需对其弊病进行分析。
    一是重视政府内部系统的“道歉”。虽然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可是官员的升迁奖惩来自于”组织”，因此，官员在职权范围内出现”失误”，更重视政府内部系统的”道歉”。因为此种道歉直接关系着官员晋升,所以,道歉措词的拿捏、道歉分寸的把握、道歉态度的表露、道歉场合的选择、道歉方式的甄别等等,都会让出现“失误”的官员煞费苦心。此时道歉已沦为对权力的追逐而不是对“失误”的问责。
    二是无法上升为政治意义上的道歉。目前，官员道歉整体状况仍然处于自发与非制度化的阶段。我国至今没有建立起一套基于官员职位、职权、职责一致性基础上的、运行自如的现代政府问责的制度化体系。现行的既有党的条例，也有政府的规章，既有中央出台的，也有地方政府制定的，这些规章在问责的尺度、对象、结果等方面形式多样,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当官员出现失职导致重大失误或事故时，对其问责事宜是带有浓重“人治”色彩的同体问责，全系“组织”的一念之间，全建立在领导个人意志的基础之上的。如此局面也就造成，失职官员的道歉仅仅在私德意义上存在，无法上升为政治意义上的道歉。
    三是道歉有时流于形式。目前,很多道歉从内容到程序缺乏规范化,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因而评价的结果很难做到客观、公正，有时候流于形式。就当下看，先前的不少道歉,大多基于官员自身的责任意识,仅取决于领导者的自省和觉悟或者是迫于社会舆论,这样就使得道歉流于形式,以至于形式大于内容,不少道歉过后,“失误”依旧没有改进。流于形式的道歉，不利于责任政府的建立，也不利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与政治伦理。并且，道歉太多而过错又未见解决,那么政府的公信力将大打折扣,公众也会逐渐失去信心，对政府公共政策的信任包括对政策制定机制的信任和政策绩效的信任也将会降低。
    四是道歉有时并没有成为提高管理水平的正面措施。一些官员或政府出现失误后,不是将道歉作为提高管理水平的正面措施，而是作为消极防御的手段,当某一方面问题成堆，引起社会强烈反应时，才出面道歉,谋求改正,因而总是陷于被动。虽然一些官员也知道,民众的不满是压制不了的，压得了一时，压不了一世，但他们总是漠视民众的需求,不把民众利益放在心上，总是抱着侥幸心理，试图将民怨压制住。更有甚者,以道歉柔性地选择回避而不是勇敢地直面责任。
    五是成为某些官员逃避责任的“避雷针”。一些政府或官员向社会道歉,只是政府问责中一个表层姿态。如果没有相应的督查、追惩措施，“道歉”可能异化为别有用心者逃避责任的烟幕弹，问责的作用也将大打折扣。在中国古代，当老百姓对某些贪官污吏发生信任危机时，历代统治阶级往往使用“避雷针”原理进行处理，即用其他名声较好的清官来取代这些贪官。于是，老百姓的怨恨和愤怒就会通过“避雷针”——那下台的贪官传到地下去了。故此,道歉沦为某些官员公关“作秀”的方式和职能部门“规避责任”的工具。一些道歉是假，害怕上级追究是真；一些道歉不是基于没有解决好人民利益问题而反躬自省，而是害怕自身利益受损，是在实践一种规避责任的行为，保护自己的权力。
    六是道歉主体不太明确。问责的责任体系一般包括道德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目前，我国的部门职能交叉,政府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行政首长的正副职之间、行政官员之间的职权和职责划分模糊,出现了权责不清,或有权无责,或有责无权,权力和责任不平衡、不对称的现象。什么情况下需要道歉，什么职级的官员出来道歉，在什么范围内以什么形式道歉，公开道歉以后怎么办等等，都未形成制度，走向规范。同时，包括道歉的主体、道歉的客体、道歉的条件、道歉的表达方式、道歉的期限、道歉后的相应追责措施等一系列规范也很不完善。
事实上,我们过去也常常单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待道歉官员的行为,把他们的道德动机作为评价他们的道歉行为的唯一依据,从而对于他们的道歉行为表现出大度的宽容和理解。太多的事实也表明：喧嚣如斯，问题依旧。官员们公开道歉的价值何在？显而易见，精彩的罪己式“道歉”，仅能说明领导对问题重视了。“公开道歉”不是根治症结的良药，形成有组织的公共舆论压力和社会道德强制力,监督官员承担政治和道义责任,迫使其克服行政不作为现象才是猛药。 

二、【材料一】45岁以下干部成腐败高危人群? 
    日前，广州市政府召开廉政工作会议，会议通报的一些数字引起人们深思。据通报，2007、2008两年间，广州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违反党纪政纪案件580件637人，其中，政府系统违纪违法案件198件227人，而31岁至45岁年龄段的就占55.95%，共计127人。 
    广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苏志佳指出，近年来，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开始注重对一些年轻干部实施长期“感情投资”，进行“期权”谋利，31岁至45岁的年轻干部成为腐败高危人群。 
【材料二】31岁—45岁年轻干部已成违纪违法案件多发年龄段 
    早年，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因贪污锒铛入狱时仅39岁。贪官马德从政之路一帆风顺：32岁做副县长，34岁当县长，35岁任县委书记，37岁走马副市长。几乎在每个岗位上，他都是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干部。
    近年，国家药监局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上海市宝山区原区长秦裕等一批年轻干部“翻船落马”，更引起人们对年轻干部德的关注和担忧。 
【材料三】    重庆5年623年轻干部落马：59岁现象变35岁现象 
    4月8日，重庆市检察院发布消息称，目前重庆市职务犯罪在年龄上出现新的变化，呈现出“35岁现象”，而传统的“59岁现象”已不再突出。从2003到2007年，我市检方立案查办的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有623人，占立案总数的16.69%。
【问题】 由以上材料，有人断言：“35岁现象”代替“59岁现象”，年轻干部成腐败高危人群。请分析此现象，并谈谈如何预防年轻官员的腐败。 
【参考答案】
    “59岁现象”出现时，有人总结说是权力过期，不用白不用，“35岁现象”出现时，又有人说是“只问年龄只问能力”，其实都是很片面的理解。本质上，这是同一个问题，说明我们的反腐工作还没有找到治本之策。腐败的本质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权力滥用，而权力滥用又是因为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所以说，腐败哪里有什么高危人群，只有高危的权力，即那些不能被有效制约的权力。无论在哪个领域，或是权力被什么人掌握和行使，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些受不到有效制约的权力总会想方设法进行腐败，这跟个体的诸如年龄、从事的职业等因素没有直接关系。 
    该如何预防年轻干部的腐败？年轻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首先是要常打“预防针”。对年轻官员常打预防腐败的预防针，目的就是要告诫年轻官员，腐败不可为。 
    二是要常上“廉政课”。除了党风廉政教育，关键是要加强群众监督和评议，让群众来给年轻官员上“廉政课”。 
    三是要常算“问题账”。常算“问题账”，就是要抓住各个细节，加强审计，加强财务制度检查，加强对违反常规事例的追问，从中及时发现问题并迅速查处，以此防止年轻官员在腐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三、【材料】
    近日,黑龙江省某市出台了《关于贯彻执行黑龙江省犬类管理规定的通告》,规定从5月23日起,城区禁止养狗;违者,对其所养犬只一律捕杀。此捕杀令一出,立即引来舆论一片哗然。不过,仅数日之后,此事件又“峰回路转”,据媒体再次报道,“捕杀令”突然变脸,“一律捕杀”字眼消失,已经成立的打狗队也暂时解散。 
    地方政府刚出台某项规定,在引发社会普遍“质疑”后,又暂缓执行或撤销的事件,媒体近来多有报道:广东某市出台禁止养猪规定被旋即取消,山东潍坊市某区政府出台红头文件强制要求公务员卖房被紧急叫停,湖北省某县发红头文件规定全年公务用烟数量被很快废止…… 
    【问题】请你从科学决策的角度谈谈对以上现象的看法。
    【参考答案】上述影响大众的公共决策,一推出就遭遇“夭折”命运,折射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如何完善决策制度,才能避免决策“见光死”,实现决策的真正科学化。 
    生活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某项规定原本是为老百姓做好事,但群众并不买账;一些领导干部自以为是地认为某项政策是为群众谋福利,但老百姓却并不领情。出现这种困境,根本原因在于决策的“长官化”、“随意性”和“封闭性”,在于一些领导干部和部门将主观意愿强加到老百姓身上,没有体察百姓处境,了解百姓疾苦,弄清百姓期待。 
    实际上,避免决策失误,说难也不难,只要真正实现党中央、国务院一贯强调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让老百姓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在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时公开听取各方意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决策失误就完全能够得到有效防范。复杂如近来的新医改方案、物权法草案,以及更早时候的劳动法修订,之所以能被大多数人认同和接受,就在于这些重大公共决策在正式出台之前广泛征求了意见,让不同利益方参与制定进程并进行了深入讨论。 
    当然,要实现决策的真正科学,要求那些习惯于“直接拍板”的决策者们放下“身段”,自觉“去长官化”,在制定某项公共决策时,不要对此决策先有结论或明确意向并完全控制决策的进程,使决策程序流于形式;要求决策者从那些决策失误中吸取经验教训,不要在一个地方跌倒了,在另外一个地方又以同样的原因再次跌倒。 
    公共决策影响深远,需要决策者广泛搜集信息,科学理性分析,深思熟虑。公共决策的“朝令夕改”,损害的是决策部门的公信力,耗费的是国家有限的公共资源,这样的昂贵学费,还是少交为好。